湘西籍开国名将——粟裕的珍闻实录

　　山东方面如此，受陈毅战略指挥的华中方面，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又给毛泽东发密电，说对陈（毅）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

　　因此，山东与华中两地，特别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传开了“陈毅不会打仗”的话。

　　外交困，莫此为甚。

　　这自然是重新回到华东战场，意气风发的陈毅始料不及的。

　　这些情况也影响了毛泽东的看法。

　　当初陈毅很希望去东北，而不想回到令自己头痛的华中。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一力促成的。

　　陈毅曾不无担心地说：“只怕回华中去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则宽慰说：“没事做就下围棋。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

　　陈毅与毛泽东对话的起因，是担心自己去后，与华中一把手饶漱石的关系搞不好，会被架空，从而影响到工作的开展。

　　但眼下他是绝对权威，饶漱石并没有在华东，一直作为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顾问在北平、沈阳之间来回跑，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毛泽东万万没想到情况也同样很糟。因此，毛泽东决定派当年令蒋介石闻风丧胆的红四方面军统帅、曾在山东指挥八路军第一纵队（辖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等部）的徐向前前往山东，负责鲁南前线的作战指挥。

　　这几乎就是临阵换将了。

　　陈毅的参谋主任王德后来回忆说：“这一措施的真正含义，谁看了都会心里明白。”“明白”的内涵，当然是毛泽东准备改弦更辙，走马换将。

　　陈毅心里自然不是滋味，王德说：“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

　　在此情形下，1946年10月4日，陈毅主动给山东野战军主力八师写信，坦率地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这话很对。我愿这次从不利转到有利，再度证实这个评价。”

　　陈毅的“咸鱼翻身”，重获盛名是在粟裕负责战役指挥的宿北战役之后。

　　陈毅作为司令员，部队打了胜仗，当然也十分兴奋。

　　王德回忆说：“宿北战役后，陈老总的情绪特别好，有人说他高兴得甩了头上的帽子，情不自禁地说：‘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

　　1947年1月后，随着华东野战军的正式组建，鲁南、莱芜战役的胜仗打得一个比一个更大，接着，又打了孟良崮战役。粟裕在山东部队的“人气指数”持续上涨。

　　这年3月份开始，蒋介石调集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重点进攻山东，直取陈粟。

　　粟裕自有良策。

　　他搞起了令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头晕”的“耍龙灯”，指挥华野忽南忽北，时进时退，以高度机动回旋的动作予以迷惑。

　　这就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的四渡赤水了。

　　许世友这个少林和尚出身的猛将，是陈粟麾下的九纵司令员，最自豪的是自己敢死队的经历，惯于真枪实刀痛痛快快砍杀，对大兵团运动作战中上级老让自己走路很不理解，也很是郁闷。

　　这天，他率九纵奉粟裕之令，辛辛苦苦走了一夜，刚从坦埠出来，累了个半死。不料粟裕一个电话，又要许世友马上回去。

　　许世友一听，火气陡然爆发出来，脱口而出说：“你们当官的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我们当兵的是两条腿！”

　　陈毅听到电话里声音不对，便接过电话，说：“刚才粟司令讲的，就是我的意见。”

　　这时候，许世友身边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聂凤智，很会“来事”，知道老许不妥，连忙抢过他的电话，说“坚决执行命令”。

　　最后，孟良崮战役因此成为粟裕军事生涯最得意之笔，全歼蒋介石第一王牌、号称“御林军”的整编七十四师，令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都大感意外。只不过一个是惊喜，一个是哀鸣。整编七十四师的老军长王耀武甚至如丧考妣，仰天悲叹：“有如丧父之痛！”

　　粟裕这种打出来的威望，也就更加稳实了。

　　几个月后，陈毅离开了华东野战军总部，粟裕主持华野总部全盘事宜，后来又干脆代理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拿着毛泽东给予的“尚方宝剑”，成为名副其实的统帅。

　　从豫东、济南到淮海战役，仗越打越大，“地盘”越来越广，粟裕无令不行，一路顺畅无阻，南中国的天于是便也逐渐成为了明朗的“解放区的天”。

第三十二章 消失的真相：“粟总”

　　1950年，对粟裕而言，的确有些流年不利。

　　先是攻台作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山姆大叔在台外海峡横插一杠，使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准备之功，瞬间毁于一旦。

　　随后，毛泽东将他调往东北，还把攻台的战略预备队十三兵团、全军机动力量十九兵团以及他的老部队九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计划辖十一个军约七十万人，与粟裕十二个军的攻台部队差别不大），继续让他统领，还给他配备了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司令员萧劲光、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主任萧华做副手，准备出兵朝鲜和老美大干一场。

　　不想，多年的战伤却早不发晚不发，偏偏这时候出来凑热闹，特别是头颅里的三块残碎弹片，弄得他头痛难忍，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还得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沙场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何况军人生来为战胜，有仗可打，有兵可带，正是“大丈夫立功异域，以建功业（班超语）”之时，粟裕何曾不想效法东汉定远侯班超，与让自己攻台半途而废的美国佬，痛痛快快拼杀一场？

　　但病来如山倒，纵是英雄如粟裕，也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带信说：“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

　　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这时候是国家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自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京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亲自部署警卫事宜，大部分时间还亲自陪同。

　　凡毛泽东出入的活动场所、行走路线、所乘汽车状况，他都不敢丝毫懈怠，总亲临现场检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他要自己先走一走；要坐的椅子，他也要事先坐一坐，做到缜密周详，确保万无一失。

　　毛泽东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罗瑞卿，自然也是基于对他莫大的信任。

　　正源于这种信任，在“国难思良将”，急需粟裕挂帅出征之时，毛泽东派罗瑞卿专程前往青岛探望粟裕，看看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罗瑞卿回来，如实以告。

　　毛泽东无奈，只得走马换将，让两个“候补队员”上场，先是林彪，这又是一根“病秧子”，最后只好让彭德怀去了。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粟裕回首往事，感慨赋诗说：“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一般人以为粟裕只是在为自己蒙冤与赋闲吐露不平之气，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叹息当年未能“统兵提锐旅”，攻克台湾或者征战朝鲜。

　　以粟裕大兵团作战的超一流表现，毛泽东攻台作战、抗美援朝都将其作为首选，当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谨慎之举。

　　而粟裕也只要左右成功一个，他的功勋在军事统帅里，则几乎可称“国士无双”，后来的蒙冤或许不至于好像小媳妇一般的狼狈，平反或许也就顺利得多。

　　但正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留给每个风流人物的最后结局，总是一种遗憾。粟裕也不例外，后人只有慨叹“收台抗美囊中事，天意可怜不属公”了。不过，即便没有这两仗，他的赫赫战功与军界地位也早已跻身统帅人物行列了。

　　他麾下如云的战将以及他的“粟总”之称，就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陈赓曾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他指的是1931年做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期间，手下两个团长许世友与徐海东，后来分别授衔上将和大将；另外还有一位小班长陈锡联，后来授衔上将。

　　陈赓是个极诙谐的传奇人物，这个说法自然是玩笑。他所说的当年，还无所谓大将上将，他统领的那几个人，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中下级干部而已。

　　而后来同为大将军衔的粟裕则不同。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完全可以“牛”气十足地说，1955年授衔之前，曾直接指挥或毛泽东计划令其指挥过三个大将和二十六员上将。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牛”人，人人有两把“刷子”，指挥过数万乃至上十万人马。

　　第一个大将是陈赓。1947年12月，粟裕奉毛泽东“由粟亲率（华野部队）南下与陈（赓）谢（富治）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的电令，指挥陈赓打过平汉路战役。

　　1948年1月，毛泽东又多次明示粟裕，令其指挥陈赓兵团作战：“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

　　因为陈赓兵团属于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与华野是兄弟部队，而且陈赓资格比粟裕老，南昌起义就是营长，粟裕不过是警卫班长，因此毛泽东特意交代粟裕：“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

　　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陈赓也做了副总参谋长，又成为粟裕的副手，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二位大将是张云逸。这是一个比许多元帅资格还老的“元老”级人物，曾做过两年的新四军代军长，是粟裕的老上级。直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粟裕才在指挥体系与职务上超过他。

　　当然，如果粟裕1948年5月不谦让陈毅，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这种超越就可提前一年。

　　1949年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后，粟裕是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及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及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负责山东军区工作，成为粟裕事实上的下级。

　　这年6月27日，粟裕收到张云逸、许世友等人攻打长山列岛的请示电后，电示他们攻夺时应注意的事项。不久，长山列岛被攻克，成为跨海作战第一个成功的先例。

　　第三员大将是萧劲光。这位林彪东北野战军里的副手，红军时期也是粟裕的上级，在1950年6月以海军司令员的身份配属粟裕指挥，准备攻台。

　　攻台计划取消后，他又被毛泽东特意安排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准备协助粟裕抗美援朝。

　　粟裕指挥过的上将，华东野战军里就有王建安、叶飞、许世友、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宋时轮、韦国清、张爱萍、傅秋涛、宋任穷等人。

　　这些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将领，除张爱萍、宋任穷时间较短外，其余均长期在粟裕麾下南征北战。

　　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粟裕又一度指挥过中原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

　　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成立时，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原林彪麾下的战将，均被毛泽东安排为粟裕的部将，有几位后来做了副总参谋长，直接归总参谋长粟裕统领。

　　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归粟裕统领的副总参谋长还有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麾下的战将张宗逊、彭绍辉、王震、华北军区聂荣臻的战将杨成武以及红色“特务”头子李克农等人。

　　以上将领共二十九人，占正式授衔的九名大将、五十七名上将的百分之四十四。

　　粟裕统领的大将、上将如此之众，中将级别及其以下的将领则更不消说。他统率的三野最强盛时有八十万之众，兵多将广，仅次于林彪的四野，中将级别的将领原本就“人多势众”。

　　这自然是陈赓所说的“元帅般神气”了。不过，有些元帅因为未能直接统兵的缘故，还不曾指挥过如此众多的战将作战。

　　事实虽如此，但与陈赓性格迥异，又十分低调的粟裕，当然不会说“比元帅神气”，哪怕只是闲聊间的玩笑。

　　正因为粟裕如此“风光”过，他和其他七位元帅一样，也获得了“粟总”或“粟老总”的雅号。

　　解放军总部以及各个方面军里，有八位统帅级人物常常被部下或同仁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或军衔更令世人景仰的称号。

　　朱德：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被称为“朱老总”。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贺老总”。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徐总”或“徐老总”。

　　彭德怀：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一野）司令员，被称为“彭总”或“彭老总”。

　　林彪：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被称为“林总”。

　　陈毅：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员（实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野做副司令员），被称为“陈总”或“陈老总”。

　　聂荣臻：华北军区司令员，被称为“聂总”或“聂老总”。粟裕：华东野战军（三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被称为“粟总”。

　　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老总”。原因是他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老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刘司令员”了。

　　因此建国后，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刘伯承常常只被尊称为“刘帅”。

　　粟裕与林彪因为最年轻，统率千军万马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

　　张震回忆说：“我到（总参）作战部时，在总参工作的首长只有聂荣臻和粟裕两位。我还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的习惯，分别称他们为聂总、粟总。”

　　张震是粟裕的老部下，称呼“粟总”不奇怪，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出于对粟裕打仗本领的钦佩，在1958年9月欢迎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当自己副手的粟裕时,竟也不叫粟裕同志或粟副院长,而是叫“粟总”，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称呼。

　　“文革”中，江青处处飞扬跋扈，对许多元帅颐指气使，大为不敬是家常便饭，但对解放战争常给毛泽东和自己带来惊喜的粟裕，一点也不敢小视，常常以“粟总”称呼他。

　　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老部下王必成得悉，叹息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老战士，北京军区师级离休干部吕韧敏老人也回忆说，战争年代，将士们有称粟裕为“粟总”的，也有称“粟司令”的。

　　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回忆一次攻击失利时说：“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

　　“粟老总”指的即是粟裕，尽管他批评严厉，多年后的周志坚还是对自己的统帅心服口服，充满了敬意。

　　显然，“某老总”或“某总”这一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与后来的元帅地位是相当的，只是粟裕因为又一次谦让，失去了元帅这一军衔而已。

　　也正因为此，仅为大将衔的粟裕，在和平年代渐渐被淡忘了“粟总”的称呼。加上1958年挨整，平反又最晚，囿于宣传力度与级别的缘故，与其他七位“老总”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为方面军统帅人物里的畸零者。

第三十三章 并肩站在辞帅行列的老邻居

　　北京碧波荡漾的什刹海旁边，有一个被分隔开来的普通四合院，院里住着两户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罗荣桓，后院则是粟裕。

　　两家比邻而居，和睦相处。两位男主人辞世后，家人依然平静地住在此处，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门随意的安排。罗荣桓搬进来的时候，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粟裕住过来的时候，则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不久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文一武，虽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时期，“红军队里每相违”，大多分处不同的战略区，并不很相知，却因后半生做了远亲不如的近邻，成为人生难得的有缘人。

　　其实，两人有缘的还远不只半辈子邻居，他们的经历与资历也大体相当，可谓半斤八两，难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于湘西的会同，罗荣桓则于1902年11月生于湖南东南部的衡东，一东一西，远隔千里，两人相差五岁。

　　一般而言，年龄稍大，往往意味着更容易积累资历，但对粟裕来说，罗荣桓似乎是个例外。

　　1923年，二十一岁的罗荣桓开始了“造反”经历，在长沙参加反日、抵制日货活动。

　　这年，粟裕十六岁，刚念高等小学，可谓“乳臭未干”，却也“人小鬼大”，在会同参加罢课，抗议军阀欺压老百姓。

　　此后两年，罗荣桓与粟裕分别在青岛大学、常德二师念书，不过圣贤书倒没读进去多少，大部分时间在搞第二职业：参加学潮，反帝爱国。

　　1926年，罗荣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园，但“毕业即失业”，只得回到老家衡东，当了一个愁闷的待业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农民兄弟们打成一片。

　　粟裕还是做他的学潮活跃分子，支援北伐，声援工农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这年11月，他还领先罗荣桓一步（七个月），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过一道坎，或平步青云，或身首异处，抑或碌碌无为。

　　粟裕与罗荣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机遇，迎来了一个铁与血的时代。

　　这年，中共相继发动三次大起义，创建自己的武装。他们两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别参加了最早的两大起义：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

　　罗荣桓比粟裕更幸运的是，他参加的秋收起义，尽管晚于南昌起义一个月，但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来领导”，对罗荣桓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是罗荣桓后来深受毛泽东信任与不断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义“山头”，最后授衔元帅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归大海。”1928年，粟裕与罗荣桓殊途同归，分别跟随朱德、毛泽东相聚在井冈山。

　　这年4月，罗荣桓上了一个台阶，做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三十一团的营党代表。粟裕还在原地踏步，不过转行做了军事主官，成为红四军二十八团的连长。

　　1929年，红四军先后召开了两次著名的代表大会：七大与九大。毛泽东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过有惊无险，部队最高指挥官——前委书记一职先失而复得。这两次大会粟裕都参加了，耳闻目睹了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全过程。罗荣桓则只参加了后面的红四军九大。

　　两人这一年又开始平级，成为团级干部，而且“专业”也一样，粟裕重新捡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红四军二支队政委，罗荣桓则是九支队政委。

　　不过，因为是秋收起义的老人马，毛泽东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后，吸取红四军七大自己的票数不多，前委书记选举中惨痛落马的教训，推荐罗荣桓做了红四军前委委员，比粟裕多了一个头衔。

　　这虽然似乎是虚职，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历积累。1930年，两人又进了一大步。

　　罗荣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纵队党代表（师级），因为毛泽东、朱德上了一个台阶，成为红一军团的军政最高首长，原来的红四军就交给了罗荣桓、林彪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罗荣桓很快接替毛泽东在红四军的职务——政治委员（即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了军级干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紧紧跟了上来。到年底的时候，做了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师师长。

　　这一年，他二十三岁，正是当代青年在大学校园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处投递简历，为一张饭碗奔波劳碌，乃至泪眼婆娑的年纪。

　　一年过后，两人还是老样子，但也有不大的变化。

　　罗荣桓的军委书记一职被林彪接了过去，成为二把手。粟裕则转任红四军参谋长，做了三把手。

　　两人开始在一个锅里吃饭，有了一段短时间的共事。后来的邻居缘分，大概从这里就开始结下了。

　　1932年，两人依然保持原来的级别，不曾“进步”，具体职务则有些异动。

　　罗荣桓经已跃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提议，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则在年底成为该军团教导师政委。

　　以后的两年，毛泽东开始第二次倒霉，随着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御驾亲征”，来到江西，他被彻底晾了起来，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

　　深受毛泽东信任的罗荣桓自然也遭到牵连，被调离了主力红军，到地方上的江西军区做政治部主任，很快又改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等闲职，在长征出发前才重返主力部队，当了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因该军减员被撤销，罗荣桓不久又回到巡视员的岗位）。

　　粟裕倒未受到多大影响，相继成为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再次与罗荣桓平级。

　　1935年后，因为一个跟随毛泽东万里长征，一个留在南方丛林“自生自灭”，两人开始有了较长时间的差距。

　　随着毛泽东东山再起，罗荣桓很快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开始从闲职重新起步。到两年后的1937年7月，他又被重新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粟裕的官运则开始卡壳了。因为不曾跟随主力红军长征，长期远离中央，音讯不通，生死有命，职务自然也就停滞不前。

　　红十军团失败，番号自行消亡后，粟裕这个军团参谋长自然也就自动解职了。他将余部组成了一个挺进师，重新做了师长，一干就是三年。

　　当然，这时候的中国，兵荒马乱，有枪就是草头王，七八杆枪就敢自称司令的不少。如果粟裕将番号夸大一点，自封个军长、司令，也未尝不可。估计后来毛泽东或许也只得来个“追认”。

　　当年贺龙在湘鄂西，几起几落，常常是八九十个人就扯起一个军的旗号，人数虽少，他这个军长级别可不低。

　　但世殊事异，贺龙可以这样做，粟裕则不能。

　　革命不是为做官，这是当时比较坚定的革命者的基本常识，以粟裕谦逊低调的为人，也注定不会如此“野心勃勃”，没有一点组织原则。何况以官衔职务论才干、贡献，毕竟是后人才有的荒唐做法。

　　尽管如此，红军时期的罗荣桓与粟裕，在履历上还是基本相似，级别也是相当的。

　　抗战伊始，两人依然因与参加长征与否带来的惯性，一段时间里差距较大。

　　罗荣桓1937年8月结结实实跨了一大步，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候的一一五师，其实就是红一方面军（含陕北红军）。也就是说，罗荣桓这一职务等同于早先王稼祥的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

　　因为王稼祥升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来在方面军的职务就空缺出来，毛泽东指令罗荣桓接替。

　　粟裕虽然可以“天高皇帝远”，不用担心“伴君如伴虎”，但职务上就无法相提并论了，这年10月他在挺进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做了司令员。

　　这个司令员听起来够威猛，但含金量的确不足，没几条枪，级别自然也上不去，还是过去的师级。

　　1938年，罗荣桓又进了一步，做了一一五师政委，按国军的级别，上到了师级。

　　粟裕则成为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新四军虽然有军的番号，但其实仅相当于一一五师的级别，因此这时候粟裕是副旅级。

　　不过，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很快去了延安，由粟裕代理司令。粟裕与罗荣桓相差了一级，悬殊依然不是很大。

　　到了1939年，粟裕进了一小步，成为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指挥为陈毅），掌管两个支队，已经跃居副师级行列。

　　1941年后，进入山东的罗荣桓成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朱瑞为书记的山东分局领导之下，开始实际指挥一一五师（实为一个旅）与山东纵队。

　　粟裕也进步不小，先是做了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书记。不久，又成为一、六师两个师的师长，管辖大江南北的苏中、苏南广大地区。

　　1943年，罗荣桓成为全山东的一把手，开始真正独当一面。毛泽东先一年将老资格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纵队（下辖一一五师等部）司令员徐向前召回延安后，又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人先后调回，罗荣桓成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

　　粟裕则在1944年成为苏浙军区司令员，指挥苏南、浙西、浙东各部。

　　苏浙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后者和整个华中新四军是相当的。

　　不过，到了1945年，两人虽然在党内一个是中央委员，一个是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军职上又开始平级。

　　罗荣桓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粟裕则因谦让张鼎丞做司令员，只担任了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华中军区与山东、东北等军区平级，是当时的七大军区之一，毛泽东在1945年11月曾给这七大军区布置组建野战军的任务：华中军区粟裕五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七万；晋绥军区贺龙三万；晋冀鲁豫刘伯承七万；山东军区陈毅七万；中原军区李先念三万；东北军区林彪二十万。

　　因此，粟裕这个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在隔了好几年后，终于赶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