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族鼓舞流传览略

    在湘西，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文化情素，传统鼓舞是其中的精神象征之一。鼓，这个概念，历史固然很悠久，作为具体形象的鼓，却随着历史文化的演进，也在不断地演变，不断地新陈代谢与改进、发展。湘西苗族鼓舞，流传千百间，不啻有着多少的情素和信念。

    据《凤凰厅志》以及《苗防备览》等有关地方志书记载，苗族鼓舞活动早在明清以前已盛行。无论从举办时间还是从舞蹈动作来看，鼓舞在彰显苗族人们闲瑕生活形态的同时，再现了湘西各地及周边山地农耕文化内涵。

    从文化生成机制方面可以得知，苗鼓与鼓舞的产生以及发展演变与苗族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湘西苗族经历无数次大小规模性迁徙、被迫分化，形成了今天的定居格局。苗族鼓舞直到苗族迁徙生活结束与族群内部分化后才最终定形。

    早在苗族先民迁徒西南之前，还住在“水与天相连，一天涨几回”的水乡时，就用击鼓议事来商定迁徒。苗族先民由北而南，从东向西进行迁徙跋涉之际，每个宗支置有一面鼓，击鼓前进以作联系，避免掉队。迁到新地方就按宗支来重新建立社会组织，立鼓为社。这些说明了苗鼓至少在西迁前的氏族社会就产生了。据历史文献记载，汉代以前，苗族鼓舞产生在苗族祭礼活动当中。从先秦到秦汉时期，苗族生存环境动荡不安，被迫经历了多次大的迁徙。距今约五千年前，苗族先民九黎部落聚居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济水、淮水一带。炎黄部落打败九黎部落杀死首领蚩尤以后，苗族先民由中原地区向南迁徙。尧舜禹时代，苗族先民凭借特制渡河工具迁居于江汉、江淮流域，在长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彭蠡之间，建立了三苗国。传说苗祖蚩尤带着部落向南迁徙，一路上丢了不少日常生产和生活必需用品，但是背着的木鼓，保护完好，因为族人们约定过，那是寻根问祖的凭据。传统木鼓制作的鼓身由十二块木板组成，代表了苗族远古的十二个部落或支系,结鼓社和开鼓会时，一面鼓代表一个村寨，百鼓齐鸣则象征同宗共族一根繁荣昌盛。

    苗鼓的发明也许源于战事，在丛林茂密、雾瘴四起，峻岭遮挡了视野之地，需要靠鼓一类器皿发出的声响来传递信息。苗族先民由北向南迁徙期间，北方出现异形陶器“土鼓”。周代史籍《书·胤征》、《周礼·地官》大量记载鼓与鼓人史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苗族已经完全退居森林密布、虎豹成群的武陵五溪地区，过着自耕自给，鲜与外地他族交流的生活。在生活实践中，苗族先民掏空树干制作木鼓，或用竹筒制成竹柝（苗语称之“角熊”），作为响器驱赶猛兽蛇蝎，给自己壮胆。人们还围绕木鼓，手舞足蹈地祭祀歌颂，从而习成规范化的木鼓舞。并且在使用了木鼓的过程中，也渐进接触到了百越民族仿照铜釜发明的长桶形、短桶形铜鼓。到秦汉时期，出现鼓的起源的神秘传说，如《山海经·海内东经》有雷神“鼓其腹则雷”的传说。东汉以后，部分苗族沿武陵山脉北部向今川黔交界区西迁，另一部分逆沅水经湘西南进入黔东南、黔西南和广西境内。

    苗族祭祀活动中的牯脏节，又称“吃牯脏”、“跳鼓脏”，不定年举行，少数富裕的村族，最频繁的出现过三年两跳，活动内容主要有椎牛（或者椎猪），祭祀、结鼓社，吃牯脏，其中鼓舞活动是娱乐的主要内容，也让这种祭祀方式注入人气而沿习。

    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延敷文德，舞于羽于两阶”。据传此时期有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苗族鼓舞，并有了传习鼓舞的“鼓社”及一年一度的“鼓节”。当时的苗族人们已经用鼓声召集民众商议事件，进行决策关乎村族的重大事情。至今，苗族的木鼓就保持了古老的横置方式。

    有关苗族击鼓歌舞的文字记载，较早的可见于唐代《朝野佥载》卷十四：“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闾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踏歌，亲戚饮宴舞戏一月余日。”足以说明“鼓舞”早在唐代就盛行于苗族民俗之中。唐宋时期，今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五溪地区成了苗族主要聚居区，苗族人们已经制作出大鼓，产生与定居生活有关的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鼓舞。这一时期，铜鼓文化进行鼎盛期，唐宋时期的文献如《隋书·地理志》、杜佑《通典》卷一四四、《新唐书·南蛮传》、刘询《岭表录异》、朱辅《溪蛮丛笑》、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多有关于铜鼓的记载。铜鼓作为贵重娱乐物，当成贡品和礼物赠送。如《新唐书·南蛮传》载：“东谢蛮君……赏有功者以牛、马、铜鼓。”

    明清时代的一些记载也佐证实了苗族的鼓舞习俗一直沿袭不衰。如清严如煜《苗防备览·风俗考》载：“刳长木，空其中，冒皮其端以为鼓。使妇人之美者跳而击之，择男女善歌者，皆衣优伶五彩衣，或披红毡，戴折角巾，剪五色纸两条垂于背，男左女右，旋绕而歌，迭相和唱，举手顿足，疾徐应节，名曰跳鼓藏。”

    明清时期，苗族不再规模迁徙，内部却分化出“红苗”、“黑苗”、“花苗”、“白苗”、“青苗”等支系。与此同时，苗族上层人士创新了百越民族建造的铜鼓。明朝弘治年间所纂《贵州图经新志》载：境内不管东苗西苗，婚娶“以跳月为约”，“积财买牯牛善触者，召亲戚击铜鼓斗牛于野。已而杀以祭鬼，与众食之，以牛角授子孙，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几，以夸富厚焉。众家范铜为鼓。其制类鼓，无底。遇死丧待宾客，击以为乐。相传诸葛武候之所铸者，价值牛马或以百什，富者倾产市之不恤也。”正当云贵高原腹心地区附会三国时期诸葛亮建造铜鼓传说以表明铜鼓难得时，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湘西、鄂西地区，开始放弃铜鼓的开铸，转而制造外观简朴、价格低廉的木皮鼓了。事实上，木鼓最初所蒙之皮应当是蛇皮，各种兽皮，其后是羊皮，直到使用牛皮。制造及使用木皮鼓，在“康乾盛世”以来的清代文本中有大量记载。大致是在木鼓制作技术基础上，发生两种制作模式，一种是继承传统方式方法，把一段圆木墩掏空，两端蒙牛皮；另一种是鼓匠把木板组装成鼓身，两端蒙上鼓皮。把鼓放在鼓架之上，由一貌美的妇女跳击鼓身及鼓面，另一人击竹筒伴奏。此习俗史称“跳鼓”，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贵州通志·红苗条》（红苗即湘西苗族）云：“击鼓舞”，名曰“调鼓”。

    追溯苗鼓的生产年代，众说纷纭，关于它的起因及产生的年代，民间传说种种，有苗族南迁时由汉朝传入说，有苗族自古就有说，有苗族远古征战，为激发士气、统一行动而发明鼓说。汉朝传入说认为苗族鼓舞源于汉代以前，产生在苗族祭祀活动中。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认为：“《山左金石志》、《南阳汉书像汇存》诸书，均载有汉代鼓舞图像。看图读赋，则汉代鼓舞，宛然在目。南阳石刻鼓舞图像二幅，与今日红苗鼓舞极相似。可见鼓舞由汉代传入苗中之说，十九可信。”起于部落争战轩辕时代说，主要用于征战助威。说的是苗族先民在作战中击鼓励志，鼓舞勇士们冲杀，战争胜利后击鼓庆功，形成跳鼓活动。起于古代的祭祀活动说，认为苗家敬神祭祖多有击鼓通神和击鼓叩恩的仪式，因而编成了跳鼓套路。还有说是摹仿猴子或摹仿啄木鸟编成的等等。

    苗族大型鼓舞产生于迁徙生活基本结束的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因为一个为生存而不断迁居的民族，绝不会带着一面面大鼓作远距离迁徙。苗族在历史上，苦于种族、政治、经济之压迫，其社会发展经历了几起几落，苗族鼓舞在特定的背景下摸索出了一套足以提高宗族凝聚力，资人乐趣、提高思想、活跃精神、促进健康，裨益于人身心的娱乐活动方式。

     当我们见到一面面苗鼓呈现在视野中，当我们看到苗家女儿持槌欢快击鼓时，当我们试着靠近苗鼓，那强劲的传统苗族鼓文化气息就迎面而来，那是我们湘西苗族人们不朽的精神向征。